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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能构成一种批评方法吗？
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想法，源于我最近的一次亲身经历。在一个跨学科方法的对谈上，我分享了自己关于城市数字地图的批判性研究《城市数字地图：POI数据体制与流动空间生产》，这个研究在边缘/中心的框架下，讨论数据体制如何在城市更新的历史进程中，参与空间权力的生产。现场有个对谈人，知道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法国思想家德勒兹，竟用最新版的ChatGPT生成了以下文字：
城市数字地图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正负影响有哪些，从德勒兹的视角
从德勒兹的视角来看，城市数字地图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正负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正面影响：
1.解构和重组空间：城市数字地图使得传统地理空间的界限和框架得以解构，为个体提供了更多元的空间认知和组织方式。这有助于挑战现有的空间体系和权力结构，为生命力的流动创造更多可能性。
2.连接与流动性：数字地图提供了一种根茎式的空间组织，强调连接、多样性和流动性。个体可以通过数字地图在城市中自由地导航，发现新的地点和体验，从而突破既定的空间路径和限制。
3.差异与创新：城市数字地图为个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资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现和体验城市空间中的差异。这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创造力，以及对城市空间的重新想象和重塑。
负面影响：
1.编码与监控：城市数字地图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工具，通过对空间信息的编码和整合，对个体的行动进行监控和管理。这有可能限制个体的自由和生命力，使他们陷入更为严密的控制和约束中。
2.同质化与消费主义：城市数字地图有时可能导致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和消费主义倾向。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过于依赖数字地图上的商业设施和热门景点，忽视了城市中隐藏的差异和多样性。
3.技术依赖：过度依赖城市数字地图可能削弱个体对于空间的直接感知和体验。这有可能导致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丧失对现实世界的敏感度和思考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从德勒兹的视角来看，城市数字地图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需要关注这种技术如何在改变我们对空间的认知和行动方式的同时，影响着生命力的流动和释放。
我当时极度震惊。虽然这样的表述缺乏细节填充和情感驱动，但这里谈到的思路，基本上就是我的研究思路了！也就是说，我被AI猜中了！但问题是，这个关于数字地图的研究，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创新的。事实证明，它曾被重复转载，有着一定的学术认可度；有媒体也曾因它找到我，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有新意，值得被深度挖掘。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我自鸣得意同时也被多方认可的研究——被AI猜中了……
那么，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篇文章还不错？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或许还是因为它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方法上，都跨了学科。我出身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但确实为了这篇文章，自学了媒介地理学和地图学，同时还干了个把月地图数据采集零工。而它的创新之处，或许就在于批判理论和数字地图这个新领域的结合。但问题是，或许“跨学科”这个事，在人类还挺新鲜，对ChatGPT这种生来“跨学科”的大模型来说，就很正常了。试想，如果ChatGPT学习了用福柯的理论研究身体实践的文章，用德勒兹的思路分析控制社会的文章，用鲍德里亚的方法透视媒介技术的文章，用列斐伏尔的范式批判空间权力的文章……随着数据体量增大，它又如何不会综合上述理论，去生成一个当代西方批判理论视野下的城市数字地图研究思路呢？在这个意义上，ChatGPT在“跨学科”问题上能猜中我，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由此，或许我们也要重新审视何为“创新”。在现有的学术惯例下，一个研究如果其他人没做而我做了，就算我的创新。可是，当我们不只是以人的研究为衡量尺度，把AI也加入参照系，那么“创新”的门槛，是不是会被提高？因此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无论是否愿意，我都必须承认，缺乏真正的原创和突破，是我被AI猜中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我的研究，表面看似新颖，其实是“套路化”的。这样说可能有些言重，但在跨学科之外，我的研究视野或许还真没跳出“解构和重组”“连接与流动性”“编码与监控”“同质化与消费主义”“技术依赖和异化”等等这些被AI预测中的批判理论框架。换言之，我有意无意做的事情，或许不过是把另一个领域的材料放到一些老框架下分析，得出一些老结论。那么，究竟是这些分析框架和结论，本就具有一定普遍性，还是这种普遍性不过是建立在我对多元生命经验的剪裁上——这个目前我也无法确定。
此时，我禁不住想起城市数字地图这个研究刚成文时，一个挚友给我的意见：“都市空间的白领化、消费主义、流量这些东西，我感觉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其实看文章的时候，这个结论不太新鲜，重要的是分析城市数字地图的形式。”由于这个研究后来得到了不少正面反馈，我几乎忘记了他的批评。在ChatGPT的冲击下，我又翻出这份聊天记录，感到能拥有并找回这个珍贵的批评，真的十分幸运。是的，重要的是分析从事物中内在涌现的形式，而非用老形式去外在“裁剪”它。这是“庖丁解牛”的古训（按照它本来的生成机理去分解它，而非在骨头上砍），也是现象学的方法，我究竟是因为什么忘记了它们？
之所以从我自身的经验切入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困境或许也是很多内容生产者的困境。所以在这里，我想提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当然，这不是说让AI直接参与评论、生成批评，而是在人类生成的内容和AI生成的内容的互鉴中，窥见人自身的问题。当我们说AI套路化时，我们的思路、语言和行为是不是也同样陷入了套路的困境？当我们说AI缺乏常识时，我们的观点是不是也同样显示着对日常生活的“无知”？当我们批评AI生产的内容没有“具身经验”做基础时，我们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很多时候也脱离了身体和大地的支撑？当我们说AI没有情感和生命冲动时，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早已沦为某种“正确”内容的“人肉”输出工具？
当机器变得愈发像人，人也变得愈发像机器。那么，就让我们在这个人机共生的时代，在人与机器的相互映照下，看看我们人自己，究竟少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是否可能找回什么？人的灵魂、情感、常识、具身经验等等，我们经常在AI的强势发展面前，“抬”出它们来当“盾牌”，宛如挥舞一面人性的大旗，实际上是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防御机制。而在你我当下的真实处境中，它们是否还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好使？
曾经，当东西文明相遇时，我们提出文明互鉴。那么，当人与AI相遇时，为什么我们不能把AI当作一个参照系统、一种批评方法，去反观人自身的问题？或许，在AI这个与人类有着各种暧昧关系的“它者”面前，我们会更加清楚，真正的意义应该是什么，人的表达最珍贵的部分究竟在哪里，人最终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而此刻在当下的我们，离这个位置又有多远要走？
或许，我最终想说的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貌似自信地研讨着AIGC与人类的文学、艺术、学术间的距离时，我们首先要直面的，其实是今天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的发展困境。对于我所从事的文化批判领域，至少我更加明确了的是，如果只是学习和应用既有西方理论，无法根据本土经验进行新的创造；如果只是玩一些花里胡哨的权力分析，却最终提不出什么建构性的可能，那么我所做的工作，不过就是让AI都能提出的抽象框架，通过我看似有主体性的劳动，获得具身展开和具体落地。我会觉得，作为一个人类学者，这样真的有些羞耻。但十分反讽的是，我真正能认识这一点，并非是因为曾经导师的批评或现在同行的建议，而是源自以AI作为方法的“后人类”批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3年5月24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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